本报北京专电　在浙江代表团目前提交的议案和建议中，有不少表达了代表要求修改环境保护法的愿望。人大代表们认为，现有的环保法律刚性不足，一方面无法激励企业投入环保产业，另一方面惩治手段缺乏刚性。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勇说，《环境保护法》制定已有15年，越来越凸显出执法刚性不足的问题，“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”，应对相关内容进行修订。
　　傅一鸣代表也提交了要求严惩污染企业的议案。她认为，根据现行环保法律的规定，停产治理等强制性处罚措施必须经各级政府作出，按现行审批程序，最快也得一个星期，以致动态性的排污行为查处滞后，给偷排者提供可乘之机，且“处罚力度不够大，罚款最多也不过数十万元。
　　与此异曲同工的是，一些代表认为政策法规没有给环保企业足够的保障。夏士林代表说，自己的企业投入4000万建立了污水处理系统，但无法从银行贷得一分钱。对于环保项目，银行采取的是不立项不审批不贷款“三管齐下”的做法，但对环保企业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，企业在建了项目后无法得到政策的扶持，有些甚至因此陷入生产困境。
　　有人大代表提出，对污染企业处罚容易，但作出进一步的处理很难，这是当前一些地方的通病，因为一旦停产、关闭，必然导致影响地方的就业和税收。对此，富润集团董事长赵林中代表提出，要把环境方面的变化情况列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指标，严格考核GDP增长中的环境成长，将“环境资产增值”工作及其成效作为考核政府行政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，谨防泡沫GDP。